2019年是个复杂的年份,礼赞和暴乱同时而来。在面对最严肃的主权问题时,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,理应是所有人的共识。那么,至今仍在受难中的香港,是如何变成如今这样的千疮百孔?接下来的香港又将何去何从?
历史中的香港——香港的“英国问题”
1997年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,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香港的归还意味着国力下降的英国无法再合法治港。但英国的归还,意味着真正的香港“中国化”吗?
我们将时间倒回到1979年3月,时任香港总督的麦理浩与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就“香港”能否续租进行了试探性洽谈,但被邓小平拒绝。1982年,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,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,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,并提出“主权换治权”的要求,同时暗示要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。以上要求均被邓小平拒绝,并多次向公众重申“一国两制”基本方针。
为什么非香港不可呢?工业革命后,英国通过硬件升级,实力崛起,大肆扩张,但并未将目锁定在当时仅是个走私基地的小村落香港,在19世纪,英国只将其作为避开清政府管辖的囤货码头,真正被英国政府关注的地方,是舟山。
舟山是英国建海上贸易基地的首选,且攻守自如。但由于乾隆皇帝的拒绝以及舟山复杂的归属状况(属浙江江苏两省),英国将目标重新锁定并对其进行军事压迫,均无果后,香港作为暂驻地,成为远道而来的英军的“避风港”。
香港回归当日,末代总督彭定康恋恋不舍地朝香港挥手。这位殖民代表的离开并未给香港的政治问题带来好转。香港回归后愈发暴露出“英国问题”,香港人的政治基因与其特殊的割让历史,与在被殖民期间迅速崛起的经历,尤其使港人处于尴尬境地。英国以经济麻痹香港民众,使香港既不是一个“省”,又不是一个“区”。
香港回归后,地方政治与国家政治进入普通民众的视线,但新一代港人的政治滞后性使其对于国家政治缺乏理解,长期被英国化的香港难以在思想上迅速转变。
面目全非的香港——反动势力的猖獗
从政治上来说,2018年DG辱华事件的发酵以及台湾金马奖上公然的台独言论,使台湾与香港众多公众人物的政治立场被迫公开。且正逢台湾更换执政党,香港作为虚假和平的“净土”,似乎在话语权上,与台湾有了难得的达成共识。
从经济上来说,内地经济繁荣使香港的一枝独秀不再有优势,作为生产主力与消费主力的年轻人产生心理落差。加上香港的房地产业日趋白热化,本地住房问题与创业问题成为红灯区。由此,大型集会与示威活动开始围绕关注青年人权益等方面展开。
从教育上来来说,话语权发酵使年轻人成了领头的“先行者”。不管是被叫”黄尸”、“废青”,还是“甴曱”、“暴徒”的青年人,都离不开香港通识教育的恶意渗透。作为初中必修,高中选修的通识教育科目,中国历史被缩略到世界历史中,无法得到学生的主观情感认知,通识教育渲染“毒素”,涉嫌灌输仇警意识,有鼓吹“占中”、歪曲事实、立论主观、美化违法等问题。尤其是在香港国民教育中,将“一国两制”的重点放在“两制”上,过分强调香港的特殊性,导致教育分化。
而年轻人的思想压力之大,也是香港的一大忽视区。在经济压力与错误政治观念、教育灌输的多重影响下,年轻人的声讨逐渐从期望关注转向了要求“人权”,进而上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,产生了“仇华”思想。
从出动蒙面人群导致地铁停运、公共交通受阻,到进行大量抢砸外地店铺,损坏区域经济,再到袭击港警,伤害公众人物与无辜市民……长期暴乱直接使房地产和旅游业收入占比极大的香港经济蒙上灰色,导致经济状况下行,物价难降,政局混乱。恶果接踵而来。
恢复和平之港——中国青年在行动
在各界支持下,针对四个月以来暴乱而生的《禁止蒙面规例》成为了政府反击的利器。此法一出,各界港独和西方反华势力抗议声四起。“占中”运动的罪魁祸首戴耀廷、被“国泰航空”开除的“暴力机师”谭文豪、乱港分子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荣铿、与“台独”勾连,通过配票上位的“港独”议员朱凯迪……他们的公开声明实在是把“不想游行集会、只想暴力破坏”的心声表达地淋漓尽致。
面对阳奉阴违、以夷制华、养寇自重且妖魔化落实基本法二十三条,绑架民意的乱港分子,香港的三步走战略对策逐渐走上舞台。
第一阶段,斩断黑手。《禁止蒙面规例》出台,暴乱份子将立即得到处理,从而可以打掉这些幕后势力的代理人。(但也伴随着极大经济压力)
第二阶段,夺回司法。将《禁止蒙面规例》中引用的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》搬上来,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,将有关全国性法律直接在香港实施,直接对接全国人大,破除司法控制。
第三阶段,制度设计。解决香港的房地产垄断剥削问题,扩大土地供给,收回囤积不开发的土地。
理想战略的制定已显示了香港的治乱决心,但在治乱过程中暴露出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值得探讨与深思。
作为大陆青年,我们首先要为祖国树立良好形象,让世界看到香港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。其次,对“仇警”“仇华”思想说不,由思想爱国到行为爱国。最后,要积极投身于制度设计与法制建设,尽青年之力,守护香港。
(记者 于梦瑶)